外交评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徐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彰显鲜明中国特色,即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倡导涵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理论自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洞察得出的重要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体现出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以新型全球化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2020年01期 v.37;No.181 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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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钟飞腾;张帅;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2020年01期 v.37;No.181 20-64+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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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

    方炯升;

    通过对中国经济制裁事实的梳理,本文指出2010年后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意愿上升了。研究表明,2010年后中国的经济制裁呈现出"有限的回击"的特征,即经济制裁的强度较低、实际运用的范围有限,且经济制裁仅用于对他国侵犯中国国家利益时的回应。中国运用经济制裁的逻辑在于,中国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增加,推动中国在传统的外交与军事手段之外寻求新型反击方式,而经济制裁因其有效性、和平性、灵活性等优势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促使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意愿上升。然而,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对称性、目标国的低脆弱性与升级战略的可行性等因素,又导致了中国经济制裁的有限性。经济制裁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强制性外交政策工具,但迄今仍处于辅助性地位。

    2020年01期 v.37;No.181 65-8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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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

    刘博文;

    作为大国的一种对外战略调整行为,战略收缩既具有以节约战略成本来缓解国际压力的传统内涵,又具有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积极面向。根据战略资源集中程度、竞争对手数目变化、强硬手段运用等指标,崛起国也有可能实施必要的战略收缩。作为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崛起大国,1920—1927年的日本与1953—1960年的苏联都曾短期推行过成效显著的战略收缩,却都在不久后骤然逆转为战略扩张。超越对战略收缩弊端、崛起失败原因、过度扩张根源等问题的既有讨论,可从战略收缩本身的内在风险中寻找崛起国类似战略调整自我蜕化的机理。具体而言,日本和苏联重塑大国协调的努力虽然缓解了体系压力,却无法消减对手的威胁认知。专注于经营周边的谋划虽然改善了安全环境,却难以塑造自身的国际权威。推行国内改革的举措虽然开启了战略竞争模式转型之路,却因弥补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需求而转变为自我加剧国际竞争烈度的短视行为,以致发生战略收缩的悲剧性逆转。如何化解战略收缩的内在风险,使其助益于大国持续崛起,将是旨在主动创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崛起大国务须深思的课题。

    2020年01期 v.37;No.181 88-124+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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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江天骄;

    冷战以来,美国就始终坚持推行延伸威慑战略,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防扩散工具之一。然而,这种基于经验的政策逻辑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持。获得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国家或约束自己的核扩散行为,或走上研发核武器的道路,抑或推行两面下注的"核避险"战略。在获得延伸威慑保护与核不扩散行为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因果关系。因此,延伸威慑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防扩散手段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起到防扩散的作用,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控制外部威胁以及供给侧因素等干扰变量之后,本文发现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是影响受保护国核扩散行为的中间变量。而可信度的变化又与美国和盟友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确保机制相关。确保机制包括口头或书面承诺、前沿部署、核分享以及核磋商这四类措施。不同的确保措施对延伸威慑可信度的影响不同,同时也会对美国在核安全以及受牵连的问题上造成相应的影响。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往往在确保机制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利弊偏好。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和韩国在同时受到外部安全威胁和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情况下,却采取了不同的核扩散行为,对此延伸威慑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理论做出了合理解释。总体上,由于美国与不同盟友所建立的确保机制不尽相同,从而使得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盟友之间出现不同的核扩散行为。

    2020年01期 v.37;No.181 125-154+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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